童年的小屋至今还在，据说已有100多年。在大拆大建中老如皋城大部已不复存在，记得当时许多老年人搬出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屋，都是泪流满面，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根，试想，一棵树岂能没有根?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的童年小屋竟然毫发无损保留着。但早已人去屋空，荒芜的地面长满的苔藓，屋内布满的灰尘和蜘蛛网昭示着沧桑变迁。五十多年前，这里是我赖以生存的家。现在每当我空下来，怀旧的情感和愁思常常催促我来到这个老屋，熟悉的天井和大大小小的水缸、房间、门窗、板壁、猫儿洞、阴沟…… 一切如旧，岁月的痕迹没有逝去。

　　小屋位于大刘巷最北端，与水绘园相邻。据说解放前这巷子连同西边的小刘巷一并属于刘姓大地主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租下了，后来又改造成了公房。

　　这是一个天地狭小的家，三间矮小平房，砖木结构。从外面看砖已经剥蚀，从里面看，一间堂屋，两个房间，一个更小的厨房和一个巴掌大的天井。总共30多平米，一家五口，床、桌、凳一摆，几乎塞满了。有人戏称：碰屁股也不转弯。与过去上海一家人住的亭子间相差无几。小屋虽然朝南，但天井狭小，前面是民国四合院式的高大房屋。冬天阳光很少，夏天却烈日暴晒，跟着季节的温度放大。据说解放前，大屋是主人住的，小屋是佣人住的，类似柴房。站在天井中间，只能看到屋顶上的四角天空。

　　这就是我童年的小屋!每当我来到它跟前时，往事浮现在眼前，如梦境一般。

　　我看见年迈的祖母在淘米、洗菜，扫地、抹桌，她矮矮的身段，花白头发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一双小脚一拐一拐地挪动着，从不停息。甚至还一瘸一拐拎水桶，倒垃圾，上街买菜。那种艰难，我至今都很难过。我还依稀记得晚上捧着奶奶的小脚，听着她的儿歌和三字经渐渐入睡。后来她就病死在小屋里，使我伤感万分。

　　童年的小屋没有属于我的一片天地，因为它太小了，睡觉也是我和祖母挤在一张床上。墙外巷子里很喧闹，晚上睡在床上，听见送公粮的脚步声和轻轻号子声，听见独轮车碾压砖头地上发出的叽耶——叽耶——的声音。屋内还常听到老鼠叽叽喳喳打闹声，我常常伴着各种嘈杂的声音入睡。

　　我似乎看见写在板壁上的唐诗、英文单词、数学公式、名人警句。小时候我常对着它背诵。我也忘不了那根挂在板壁上的笛子，夏天的傍晚我常对着乐谱断断续续吹一些简单的曲子。

　　我还记得与小伙伴们挤在小屋做作业，互相交流讨论，有时为了一条数学题争论得面红耳赤。每逢暑假，买上一捆小麦秸秆，斩头去尾，切得整整齐齐，用来编草帽辫子。小伙伴们把秸秆往腋下一夹，聚在小屋里比赛，看谁编得快、编得好，只见秸秆飞舞，悄无声息。一个暑假下来，能挣四五块钱。够学费了。

　　我也忘不了亲手栽下的松树，这是我学习了陶铸的散文《松树的风格》后特意栽下的，现在早已不知去向。还有那丛很大很大的月季花，开花时的芬芳沁人肺腑，现在已枯死了。就为这月季花，我把邻居隔墙上的砖头拿下几块，围成一个花坛，被人家告了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母亲不允许我再碰人家的东西了。

　　我也忘不了一家人除夕晚上聚在一起吃晚饭，灯火通明，放爆竹，穿新衣，母亲分糖果，妹妹总是分得多些。从不喝酒的奶奶这时也会喝上一盅，说：“过年不睡觉，喝酒提提神。”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一尺布不挡风，一盅酒暖烘烘。”

　　我也记起小时候，与邻居小伙伴们一起嬉戏，只听一声呼唤，便飞也似地跑出小屋。于是一大群孩子一齐奔向附近的公园。爬土山，捉蝌蚪，扑蝴蝶，跳格子，滚小玻璃球，在草地上打滚……风轻巧巧的，草软绵绵的，不知有多惬意。要是有修锅匠、炸炒米的经过，必定站在那儿不厌其烦地看着，炸炒米的一声吆喝：“响噢——”必定捂住耳朵，“嘣”一声，炒米开花了。

　　我更不能忘记：夏夜，到公园河边乘凉，闷热和蚊子使我一直到深夜才能回屋上床;冬天屋里奇冷，我跑到外面空地里跳格子，和小伙伴挤小矮人取暖。

　　那时我曾暗下决心：要努力学习，等长大有了本事，做一个科学家，建一所大房子!这个理想后来在“文革”中被批评为“白专道路”。

　　1968年我告别小屋下乡插队，那时我才16岁，偶然回来就觉得非常依恋。90年代，我们都搬上了宽敞的商品房，小屋孤独而顽强地屹立着，像是斥责着主人的无情。

　　童年没有忧愁，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。到了青中年，生活的重担搁到肩上，渐渐饱经风霜，世态炎凉都看透了，唯有打拼才是出路，小屋被抛到脑后。到了老年，却多了几分迷茫，有点不知所措，渐渐怀念起童年的小屋，怀念那个既辛酸又充满阳光的日子。童年的小屋承载着多少岁月的沧桑，又寄托着多少思念和忧愁，不知小屋在岁月的风尘中还能坚守多久?

　　陈正言(该文章已于2015年9月29日发表于《新民晚报新如皋》)